解密：神探狄仁杰是如何成为“中国福尔摩斯”的？

　　狄仁杰，字怀英，唐代并州太原人，唐(武周)时杰出的政治家。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，不畏权贵,辅国安邦，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，可谓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，后人称之为“唐室砥柱”。

　　作为旷世奇才，狄仁杰一生政绩显赫，刚正严明，其主要功绩有：一、劝说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，并为恢复李唐天下作出重要贡献。在狄仁杰死后，他的学生张柬之发动政变，恢复了“唐”国号;二、为唐朝举荐了一批优秀人才，如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敬晖、窦怀贞、姚崇等。时人谓之：“天下桃李，悉在公门矣。”狄仁杰回答说：“荐贤为国，非为私人也。”一时传为美谈。

　　久视元年(700年)，狄仁杰病故，朝野凄恸，武则天闻讯泣言之：“朝堂空也!”赠文昌右相，谥曰文惠;唐中宗继位，追赠司空;唐睿宗即位之后又封之为梁国公。

　　与其他宰相级的大政治家不同的是，狄仁杰还以擅长法治而名世。唐高宗仪凤年间，狄仁杰升任大理丞，他刚正廉明，执法不阿，兢兢业业，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，涉及1.7万人，无冤诉者，一时名声大振，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、摘奸除恶的大法官。

　　有关狄仁杰亲身参与诉讼断狱的记载，在《旧唐书》上有记载，最著名的就是断“权善才(大将军)误砍昭陵柏”案件。据载，权善才时任武卫大将军，误砍了昭陵(李世民陵墓)上的柏树，这个在今天看来只需处以罚款的事却被高宗李治无限“上纲上线”，说什么使他(高宗)不孝，要杀权善才。

　　狄公据理力争，以律法为依据，以委婉却不失力度的议论语言为武器与高宗辩论，最终以“明主可以理夺，忠臣不可以威惧”以及“臣闻逆龙鳞，忤人主，自古以为难，臣以为不然。居桀、纣时则难，尧、舜时则易”这样两方都可接受的语言化解了这场诉讼，救了大将军权善才的性命。第二件则是“智斗来俊臣”。这次是狄公入狱，为自保而为的。

　　武后称制，重用周兴、来俊臣等人施以酷吏，他们罗织罪名，陷害残杀李唐旧臣，狄仁杰亦未能幸免。他入狱后，为避免来俊臣等人施以酷刑，先承认了自己谋反的事实，而后以天气变化，送冬衣让家人取出棉花为由，写下血书，上呈武皇。毕竟，武后是相信狄仁杰的，经过一番讨论，狄公终于脱险，被贬彭泽令。

　　狄仁杰任侍御史期间，负责审讯案件，纠劾百官。任职期间，狄仁杰恪守职责，对一些巧媚逢迎，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。调露元年(679年)，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、高山、上阳等宫，宽敞壮丽。

　　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，韦弘机因此被免职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，朝廷畏之。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。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，狄仁杰以身护法：“国家虽乏英才，岂少本立辈!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。必欲曲赦本立，请弃臣于无人之境，为忠贞将来之戒!”王本立最终被定罪，朝廷肃然。

　　由于审案公正严明，狄仁杰在民间的知名度、美誉度甚高，其形象被民间美化与拔高。清初的时候，已经有一本小说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风行于世，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。虽然里面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，但内容基本都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。后来有所谓“四大公案”小说，即《狄公案》(狄仁杰)、《包公案》 包拯 、《海公案》(海瑞)、《施公案》(施仕纶)，这一类的“侦探小说”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。

　　这里面，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。不过走出国门，名满全球的，还是狄仁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作家，他叫高罗佩。

　　高罗佩，字芝台，是罗伯特·汉斯·古利克的中文名。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、东方学家、外交家、翻译家、小说家。作为荷兰职业外交官，他通晓英文、中文、日文、梵文、藏文，德文、法文、印尼文、马来文、拉丁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、古希腊文和阿拉伯文15种语言，曾派驻泗水、巴达维亚、东京、重庆、华盛顿、新德里、贝鲁特、大马士革、吉隆坡等地，职务从秘书、参事、公使到大使。尽管仕途一帆风顺，但流芳后世的却是他的业余汉学家的成就，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。作为一个西方人，高罗佩不但能用白话文和文言文写出漂亮的文章，还擅长用中文写作律诗、绝句等近体诗词。

　　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沉迷，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。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一秘时，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。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，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，后来任天津市长。水世芳不仅是名门之后，而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。1943年，高罗佩与当时22岁的水世芳结婚，以后共有4个子女。

　　在重庆时，高罗佩除了俘获中国美人的芳心，还读到了清代无名氏小说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，他对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，继而把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，高罗佩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，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、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，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，比起福尔摩斯、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，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还发现中国公案小说在西方侦探小说问世前，就已在东方盛行了好几百年，而以探案为题材的短篇故事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中国广为流传，其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早出现在若干个世纪以前古代中国的舞台上，或被当时的说书人描述得栩栩如生。

　　他也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喜欢读西方的侦探小说，这些小说在西方水平很低，而且当时翻译成中文后水平更低了，中国源远流长的公案传奇在西方却屡遭讹传和贬低，中国古代法官的形象在西方也常受到歪曲和损害，高罗佩对此深为不平。

　　于是，他想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的一个切入口，开始着手翻译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———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。高罗佩先是将之译为英文，又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《铜钟案》。

　　他原本准备在中国出版《铜钟案》的中文本，但由于中国出版商尚未意识到该作品的巨大价值，表现并不积极，高罗佩只好先出版英文本。

　　没想到《铜钟案》在西方大获成功，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，高罗佩只能继续收集和组织当时中国民间流传着的狄仁杰断案故事。但写着写着，他感觉故事性太差，于是干脆自己来编，这下一发不可收，一口气写了16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，所以有了《迷宫案》、《黄金案》、《铁钉案》、《四漆屏》、《湖中案》等。高罗佩将这些故事集在一起，统称《狄法官的破案故事》，即《狄公案》。它们在西方引起了轰动，狄仁杰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被誉为“中国的福尔摩斯”，赢得了盛誉。上世纪80年代，这部巨著翻译成中文回到中国，成为“出口转内销”的经典产品，在读者中反响很大。

　　这部经高罗佩重新编排的中文小说《狄公案》，内容十分广泛，涉及唐代的司法、政治、行政、吏治、外交、军事、工商、教育、文化、宗教、民情、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。全书均以仿宋元话本体裁写成，这在世界汉学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也是高罗佩对世界汉学发展的一大贡献。